历史上有两位大人物为娼妓行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：一位是东周管仲;另一位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。
“娼妓”制度起源于夏朝末年，成熟于周襄王在位时期。古代的“妓”是指受过专业训练，具有一定服务技能，从事色情服务的女子。“妓”的社会地位比“娼”要高很多，多服务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。“娼”原本为“倡”，最初指的是唱戏的女子，后引申“娼妇”，即在街头揽客的中年女子。“娼”没有服务技能，其服务对象多为社会底层人物。
话说，朱元璋于金陵建立大明正统之后，便在秦淮河两岸设置了官营妓院。据说，为了促进妓院的生意，朱元璋还亲自为旧院写过对联。
这里不但有中国最灵动的山水，亦有美人美酒。遍布南京的妓院，或官营或私设，它们都有或响亮或旖旎的名字，如：来宾、重译、清江、石城、鹤鸣、醉仙、集贤、讴歌、鼓腹、轻烟、淡粉、梅妍、翠柳、南市、北市等。
娼妓行业如此兴盛，直接导致了世风浮华。当时的读书人、名士、豪绅、富商、高官，皆以狎妓为乐，嫖娼成了一种社会风气。当时的妓女根据地位的不同被划分为许多门类，卖艺不卖身的妓女有歌妓、乐妓、酒妓等，经营皮肉生意的有官妓、营妓、家妓等。
而那些不入乐户的下等妓女，则被统称为“娼”。
在那个年代，仅经营皮肉生意，没有文学、音乐、绘画修养的妓女是最下等的性工作者，她们的“职业素养”就像现在的“小姐”差不多。在私娼的身上，仅有赤条条地钱色交易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盛行的风月文化中，几乎不包含娼。
明朝中后期，国事衰微，达官显贵不问家国之事，醉心于风月浮华。不论是高官还是读书人，都在秦淮河畔泡出了一身脂粉气。虽然，这些人与名妓演绎了种种或刻骨铭心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，但浮华之风的滋生也让整个国家的上流社会逐渐腐坏。
当时，有许多目光长远的文人批判这种现象，称时下“忠臣不如叛臣多，名将不如名妓多”。士大夫阶层的喜好，直接使妓院生意兴隆，促生了“花榜”一类的风月文化。所谓花榜，是兴起于宋朝的一种“妓女排行榜”。在元代及明初时，一度废弛，并不多见。
但是，在明朝中后期以后，花榜再次盛行。简而言之，花榜就是一种按照士大夫的审美标准，将妓女划分为三六九等。说起其性质，就像是现在的选秀一样。随着花榜的盛行，一些资深的嫖客还撰写了一系列的“嫖娼指南”。
如：品评南京妓女的《嫖经》，一度成为当时嫖客们的狎妓指导书。谁家的姑娘姿色过人，谁家的妓女文采飞扬，仅需一部《嫖经》，便能一窥南京风月场之全貌。由此可见，明朝时期的青楼行，已不再是单纯的产业，而是一种民俗文化。
可以说，随着娼妓行业的发展兴盛，全国各大城市青楼不计其数，即便是在穷乡僻壤中，亦不乏妓女的大院。从晚明文人的嫖娼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喜好嫖娼的名士，在周游全国时几乎是走一路嫖一路，不论来到何处都能找到妓家过夜。
娼妓行业发达所引发的世风日下，逐渐引发了统治者的警觉。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之子，生于建文元年，是一位有为之君。
朱瞻基登基以后，国家法度松弛，官员腐败现象相当严重。为了重整河山，励精图治的朱瞻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其，中就包括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运动。在这次的扫黄运动中，朱瞻基查封了京城乃至其他大城市的妓院，废除了乐户制，禁止官员莅临风月场所。不过，明宣宗施行的禁令仅限于官僚，对于民间私营的暗娼并无限制。
朱瞻基之所以进行扫黄，是因为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官员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尚，更具“正能量”。殊不知，官员嫖娼自宋元以来就已形成风气，朱瞻基的大动作也只是给官员们稍许震慑罢了，并没有真正地掐断官僚的腐败之风。甚至，让朱瞻基始料未及的是，朝中的文武百官本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，想方设法应对本次的扫黄运动。
既然朝廷禁止嫖娼，那么，他们便通过其它渠道来满足性欲。这些官员虽不再光临妓院或蓄养家妓，但他们通过纳妾这种方式解决性需求。这些被纳回家的女人虽然名义上是妾，但却与此前的家妓并无本质区别。每逢觥筹交错的应酬场合，这些高官之妾仍像家妓一样，为来客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。
正是因为明宣宗的扫黄政策没有抓到点子上，以至于，在此期间的扫黄运动就像一阵微风一样，没过多久便以失败告终了。
